记者：郭 伟 编辑：校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09年11月17日

本网讯 在路遥逝世十七周年到来之际，昨天出版的《陕西日报》第11版“陕北观察”栏目，刊登了路遥大学同窗王志强撰写的回忆文章《路遥在延大的日子》。该文通过对路遥在校期间学习器乐等往事的回忆，表达了作者对好友英年早逝的怀念和叹惋之情。文章质朴自然，真情流露。本网转发全文，一致哀思，二飨读者。

【附：《路遥在延大的日子》】

十八年（应为十七年——编者注）前的那个初冬，出生于陕北、求学于陕北的著名作家路遥猝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八年来，他用生命写就的厚重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价值，他的音容笑貌一次次被朋友、同学、普通读者所怀念着。在他的又一个忌日到来之际，他的同窗好友王志强向我们追忆了当年路遥一些鲜为人知的学校生活。

路遥在延大的日子

王志强

路遥带着他的无限眷恋和无限遗憾离我们远去了，他没能等到《路遥文集》的出版发行，他只带走了他的一些零散的文学作品，他在《平凡的世界》里走完了《人生》旅途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路遥其人而言，无论从他的年龄和他的作品数量，还是从他的雄心壮志来看，都远远不能使他就此撒手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许有所预感，他觉得他是不行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以在他临终前的1992年初便匆匆地进行了梳理，就将主要作品结集在一起，要低我们一级的同学——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陈泽顺做他的责任编辑，筹划着出版他本不到出版时机的《路遥文集》。这话虽然离本文主题有所遥远,但我还是想说，路遥是地地道道的文学狂，而且他知识广博，爱好广泛，也是一位极爱音乐的热血青年，他对他所爱的执著追求与奉献，值得我们纪念，他所带走的遗憾值得我们回忆。

我们班是延安大学中文系73级，是“文革”后期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共30名同学。王路遥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班长，他当班长是全班同学一致推选的。他做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他做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那时时兴“谈心”，他也找我谈心，但更多的是谈文学、谈音乐。我和他相貌相似（当时我偏瘦），爱好也相投，在文学上，我无法和他相比，在器乐上,我胜他一筹。他推荐我进校乐队，成为校乐队的主力，吹笛子兼拉小提琴。想起路遥，最使我刻骨铭心的一幕便是教路遥吹笛子。

进入第二学期，一个下午他来到隔壁我的宿舍说：“我想跟你学乐器，就教我吹笛子吧。我现在还能吹些简单的曲曲,复杂的我不会，颤音、吐音、变调都有难度，你教我。”我说：“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了，还跟我学吹笛子干甚！”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喜欢音乐，最喜欢民歌、民乐——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个你比我在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聪明，就用一根空心竹子，随便钻几个眼儿，就吹得吱哇哇响，而且那么动听，外国人就是比不上。”停了停又说：“你看咱们陕北的唢呐，声音厚重洪亮，粗犷豪放，结婚过事情没有吹鼓手就不红火、没气氛。”平时很少言语的他，说起来势如破竹、一针见血。我说：“就是嘛，你看西洋乐器里的长笛、短笛，就是根据中国的竹笛而用铜管仿制的，小号、长号、圆号等铜管乐器都是根据我们的唢呐原理加工制作的。古文里说的‘丝竹’就指现在所说的弦乐和管乐，那是中国的发明。”他又说：“我看交响乐团里演奏的乐器，多数是来自我们民族的东西。”“那当然，古代的瑟琴管箫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秦始皇爱听筝，诸葛亮喜弹琴，西洋的大小提琴都源于此。”我接着说。他连连点头,并说他还喜欢交响乐。他一连说出了好几个国际音乐大师的名字：贝多芬、肖邦、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还有我不知道的国际名曲。我一时愕然，我佩服他的知多识广，这才知道他不仅文学上懂得多，音乐上他也懂得很多。后来得知他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过编剧,在创作组办过《山花》小报。有位哲人说过“音乐使人聪明”,原来路遥的聪慧也源自于他的音乐。我说：“那你能当我的音乐老师了，你还要我教你吹笛子？”他说：“理论上一知半解，实践上离你差远了！我想学一门乐器,业余娱乐，有利于健康。小提琴太难，吹笛子我有基础。昨晚我在市上看延歌的演出，牛鸿模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笛子独奏把我吹得昏三忽噜，那首曲子是他吹给周总理听的，去年总理到延安听了后大加赞扬并接见了他。”我说:“牛鸿模是高明为代表的北方流派，适合我们的口味，南派的陆春麟也吹得很美。”那时校乐队发给我较高级的12支装的套笛，我取出一支递给他，当起了他的老师。我要求他先练习运气，吹筒音，等运气掌握了再练指法，然后再学习吐音，至于变调，那是慢工，是要变指法。不会变调可以掉换笛子，套笛里有12支就有12个音调，笛子的第四孔旁都标有调名，这样可以解决不会变调的困难，当然在不便于掉换笛子时，你必须变调。

路遥的学习时间安排很紧，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总是在晚饭后练习一会儿吹奏，有时还要我做示范。他很有悟性，运气均匀，指法能跟上节奏，一曲慢板的启蒙调《东方红》吹得很流畅。然而吐音则是他的难点，我要求他先口头练习“吐、苦”的发音，待能清晰地听出“吐、苦”的声音再吹奏笛子，就能吹出吐音来。随后我拿给他一本胡结续写的《笛子吹奏法》，让他参考。路遥学习很投入，不时地向我请教。他的进步很快，一曲悠扬的信天游，他吹得有声有色、如醉如痴。

半年后，他把书交给我说：“志强，我不能跟你学了，笛子这么简单的乐器还那么复杂，有那么深的学问，我是学不好了，会吹个调调就行了，我不为演出为消遣。一个人爱好什么,你就不要专搞什么，只能作为业余而已，像你这样就很好。我现在是没时间了，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不久，到了1975年的夏天，路遥忽然不见了，我问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他说被《陕西文艺》（即今《延河》）编辑部借走了，借做散文小说组的编辑，这一借便是7个月。回校后，他更忙了，他在课余创作散文和短篇小说，很少听到他的笛子声，倒是常能听到他走路时哼着的陕北小调。我听到他哼的最多的就是陕北民歌《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电影《人生》一上演,就听到了我非常熟悉、路遥非常喜欢的这支曲子，而此曲正是贯穿于《人生》全剧的主旋律。看到电影里刘巧珍哼着的这个小调，就像立马回到了当年延大的校园里，路遥站在宿舍门前歌唱，我吹笛子为他伴奏。

路遥唱歌发音准，节奏感强，按其发音特征定位,他属于男低音。他的个子不到一米七,然而他有健壮如牛的体魄和强劲如虎的肺活量，他的声音厚重，感情深沉。我们很少见他在众人面前唱歌，在他组织的几次大型演唱会上，他都在男声部里唱和声。1973年冬他组织班上4位同学集体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亲自到延安钢厂和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成功的班级大合唱，唱出了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的心声，震动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1975年春，他率领班上七八名男生赴榆林报社实习，期间组成男声小合唱,唱他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游击队之歌》、《毕业歌》、《大刀歌》等，在榆林参加演出，回校后在系上进行了汇报演出，使中文系师生深受教育。1976年初，为了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在路遥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中文系组成了120人的合唱团,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身着整齐的解放军服，演唱了震惊中外的《长征组歌》。演唱由刘育林老师指挥,陈泽顺和许卫同学朗诵，校乐队伴奏。气势恢弘的大合唱，再一次轰动了延安大学，校党委当即决定代表学校到市上演出。遗憾的是演出因周总理的突然逝世而被取消。本次的成功演出再次展示了路遥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扩大了路遥在延大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