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广斌

什么样的经历是坎坷而艰苦的经历？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辗转求学的马霄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贡献是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的贡献？参加工作后努力钻研、为无数人解除痛苦延续生命的马霄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奉献是最彻底最无私的奉献？临终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延安大学医学院做实验的马霄，同样会告诉你。

艰辛而曲折的自我求学之路

1931年，马霄出生在陕北绥德县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梁家甲的村子。那一年国难深重，马霄家里的生活也没好到哪里去。并且，这个村子距离县城和集镇都有些远。从童年开始，马霄就在父母的支持下离开村子去40里外求学，他最开心的事情是滚铁环，最难克服的情感是想妈妈。马霄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好，他对汉字的认识和基本的语文知识，很多是通过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学来的。他最早的奖品，包括一块石板、一支石笔和一颗皮球。马霄从小学起时代就喜欢象棋，在路旁看下棋过程中大开眼界，领悟到高手里面有高手、能人群里有能人，这使他觉得个人很渺小，要认认真真向别人学习和请教。上中学时，他下象棋不仅能赢了那些当官的，在学校里还可以不看棋盘，只在隔壁房间指挥，就能把所有同学赢了，母亲为此特别骄傲。

马霄最早感受到人情的温暖是在榆林上小学时，他们学校吃的是黄米稀饭，没有菜，他只能吃其他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腌白菜，时间长了便有些不好意思。有个星期天，他去了附近的菜园子，想买点廉价的白菜腌一腌让同学们吃，主人就让他自己拔菜。当他拔好一堆菜准备付钱时，主人说什么都不收他的钱，说一看他就是个好孩子，白菜就送给他了，还把他送出菜园子，叫他吃完了再来拿，这使他深切感受到人间还是好人多。

1946年的一天，父亲给15岁的马霄派了个小毛驴，让他去乡下接母亲。天黑后他迷了路，只好敲开一个老大娘的家门。老大娘为他烧了开水，又给他的小毛驴喂了草料。第二天起身时他要给老大娘钱，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要。他把钱放在炕上，又被老大娘塞回到衣兜里，最后还把他送上大路。他非常感激，再次认识到人间真是好人多。

这两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形成了马霄后来乐于为群众着想、服务和奉献的心理基础。

整个小学到高中阶段，马霄辗转颠沛，从小镇义合，到县城绥德，再到越来越大的城市榆林、归绥、北平，他不断地转学、插班、跳级，才最终完成了学业。

好学爱钻艺术精良的好军医

北平和平解放后，马霄通过考试，被录取到西北人民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西北人民医学院一共在北平招录了400多名学生，1949年秋天学校从山西搬迁到了西安。在搬迁总结大会上，马霄被评为行军先进。到西安不久，学校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及年龄，分期分班进行学习。当时的学习非常紧张，每天的知识要点必须完全掌握。因为没有寒暑假，一年四季天天学习，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也只能在星期天委托大家推选的代表外出采购，但是马霄无怨无悔。与此前艰辛的求学之路相比，在军医大学他每天都是快乐的，满脑子都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马霄他们甚至把每一个化学方程式和有机化学的结构编成扑克牌，随时拿出来记忆，把解剖学用到的小骨头装在衣服兜里揣摩，一直达到不用眼睛看只用手摸就可以说出骨头所在部位名称的程度。

前期的学习任务完成后，学校进行了教育改革，实行专科重点教学法，即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分成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及五官科等班级，马霄被分在外科专科，在全面学习所有外科疾病知识之外，每天下午还要在动物身上做手术练习。通过四年的紧张学习，马霄圆满完成了医学理论学习任务。这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从朝鲜前线运来大批伤员，解放军总后勤部要求第四军医大学已经学完功课的外科专科学生组织到两个康复医院，由普通同学和老干部班同学分别担任医院的院长、主任、医师、护士，全面负责伤员的吃、住、治疗和护理。经过四个多月艰苦的努力，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表扬。这次任务，使马霄初步体验到了医务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理论课学习结束之后，由于学校在西安一下子难以找到那么多大医院完成实习任务，总后勤部就把马霄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大军区医院进行实习。1953年7月，马霄被分配到西北军区第一医院，也就是兰州总医院。他第一次做膀胱镜检查，就插入输尿管造影三例，还撰写出两篇论文，外科各专科的主任都对他赞赏有加。经过一年实习，西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把包括马霄在内的成绩优良学生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实习结束后，马霄被留在兰州总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决定调他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西南医院，担任临床外科教研室助教和住院医师。从此，马霄开始了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这一年，全军最年轻的外科教授、曾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心脏直视、开颅、颈动脉瘤切除等高难度手术的西南医院普外科主任黄志强，开始将学术目光转向当时发病率与死亡率极高的胆管结石外科治疗与病因研究。当时，重庆地区的肝胆疾病特征突出，表现为胆道蛔虫多、胆道感染多、肝内胆管结石多，情况与已有的国内外文献报道大不相同。初到西南医院的马霄以其严谨笃学，很快就引起了黄志强教授的注意，成为黄教授胆管结石治疗与防治团队的成员之一。

在大量收集临床病例资料、随访复查病人、查阅X光片及病理切片、总结临床资料的基础上，黄志强团队探寻到原发性胆管结石的真正成因，并在国际上首次采用肝叶切除手术治疗肝胆管结石，开创了应用肝外科技术解决胆道问题的新途径。后来被称为“胆道之父”的黄志强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一切从群众健康需求出发、勇敢挑战肝胆管结石的抉择，对马霄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阶段受临床驱动展开的胆道结石成因研究，不仅极大地开阔了马霄的学术视野，而且使他在临床上获益匪浅，第七军医大学先后两次为他记了三等功。黄志强教授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医德，为马霄一心一意当好医生和钻研科学，奠定了终身基础。

1975年7月，因军医大学换防，马霄从重庆回到阔别20年的西安，负责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一病房的工作。当时，在陕西全省尤其是秦岭南北两侧的广大地区，许多群众因水土缺碘，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地甲病的危害极为严重，许多群众提到这种病时欲哭无泪。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一辈瓜，二辈傻，三辈四辈断根芽”。而这一年陕西省普查发现，全省地甲病患者已经达到97万余人，病区涉及全省87个县、1313个公社，防治任务十分艰巨。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对此高度重视，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控制和消灭地甲病。

当时，除了通过食盐加碘预防和利用药物治疗外，对那些已经形成较大甲状腺肿的患者，省上从紧张的经费中每年拨出50万元专款，实行免费手术治疗。群众的需要就是努力的方向，1976年3月，马霄和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普外科的同事一起，来到眉县齐镇公社，开展了95例试点手术，均预后良好，其中1例切除体达7.8斤。随即，手术治疗甲状腺肿在周至、户县逐步展开。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血液供应以及术后发生合并气管软化，导致患者因呼吸道塌陷引起窒息死亡。他与同事们大量检索国内外文献，没有发现解决气管软化塌陷的成型方案。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马霄和周至县医院外科医师何曙生、户县医院外科医师史可诵一起，探索出了应用气管悬吊术，解决气管软化塌陷的难题，保证了患者手术后呼吸道的畅通。接着，他又将手术中所出的血收集起来，回输给患者本人，有效解决了在农村大规模开展手术的血源供应问题。陕西省委十分重视这一成果，及时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甲状腺肿外科手术的要求，并指定马霄负责全面技术指导，解决手术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当时，由于病人太多，县级医院容纳不下，甲状腺肿切除手术经常在公社医院进行。为了减少合并症发生及手术死亡率，马霄和其他同事先在周至县对基层医生进行了培训，接着又普及到全省各病区。

两年多时间里，马霄北上南下，先后奔赴陕西各地数十个手术点，逐片培训手术骨干。每到一地，他都悉心传授相关技术，指导基层医生实际操作，对基层手术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更是有问必应，不厌其烦。从1976年3月到1980年5月，陕西先后动员2400多名医务工作者，组成178个医疗队深入病区，共施行甲状腺肿手术29200多例，有效解除了地甲病重症患者的疾苦。其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马霄作为第一作者的“地方甲状腺肿合并气管软化”技术，获得大会一等奖，技术水平被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年后，马霄系统梳理总结了几年间的技术实践，编写出版了陕西省第一本有关甲状腺外科学的专著。马霄为陕西省基本控制地方性甲状腺肿疾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控制和消灭地甲病总结大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向马霄颁发了奖状。马文瑞在主席台上详细询问了马霄的情况，还高兴地和他互认了陕北老乡。

钟情陕北医学教育的好院长

在进行地甲病外科手术培训时，马霄曾两次回到陕北，发现这里的群众癌症发病率较高，尤其是胃癌高发。他在检索文献时发现，1976年全国三年人口死因回顾调查表明，陕西省胃癌高发的前十个县全在陕北。于是，在繁重的地甲病控制与治疗工作告一段落后，从1980年起，马霄把目光转移到了陕北胃癌的研究与综合防治。其间，马霄六回陕北，采取抽样筛查的办法，展开胃癌病因的研究，每次老乡们被癌症折磨的病容都令他揪心，陕北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更令他痛心。他知道，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医疗机构、仪器设备、医务人员缺一不可，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又是关键，但以陕北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很难留下外来的高精尖人才。就这样，一个念头在马霄心中萌生，他要到延安创办医学院，为陕北老区培养自己的医务人才。1978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延安大学医学系的基础上成立延安医学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延安医学院的筹建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学生宿舍楼及学生餐厅直到1982年9月才开工。随后，教师住宅楼和实验大楼虽陆续开工建设，但推进迟缓。

1984年，马霄主动申请转业，以便全力投入延安医学院的筹建。5月19日，脱下军装的马霄来到了延安。这一天对马霄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5年前的1949年，也是在5月19日，他在北平穿上军装，开始了全新的人生。53岁的马霄院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自己要在有生之年办好两件事情，一是下决心办好延安医学院，为陕北地区培养一批人才；二是搞肿瘤研究，为陕北老区人民找出癌症的病因和预防办法。为了确保延安医学院在来年秋季招生、开学，他想方设法推动医学院的基建工作。经费不足，钢材、水泥、木材短缺，他北上京城，西赴兰州，南下西安，多次向有关部委和部队求助。为了让工地上三班倒的工人安心施工，他亲自为生病的工人及家属诊疗治病，还安排专场电影对工人进行慰问。从未接触过地方行政工作的马霄还拿出解决疑难杂症的劲头，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延安地委的领导请教，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其间，一场大雨引发了医学院的后山滑坡。马霄多方联系，邀请专家现场勘察，得知是建在半山腰的水塔漏水、下渗引发了土石分离，他果断要求停用水塔，但是高楼供水的水压问题又亟待解决。在当时信息闭塞的情况下，他四处寻求解决办法，最终找到了无塔供水器，解决了这一难题。

到延安医学院工作后，马霄一天也没有脱离临床工作。除了在医学院上班，他不是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就是在榆林地区第二康复医院，诊治一些疑难疾病，或者做大手术。马霄和他的团队为了防治陕北肝癌、胃癌及大肠癌，也为了解决群众就诊难的问题，有计划地进行了普查、治疗与综合预防，为陕北地区胃癌发病率逐年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冬天的一个雪天，马霄骑着自行车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赶往延安医学院查看基建施工情况，在延安市第四中学附近滑倒在地，脸都被擦破了。去西安出差时，他经常住在延安地区行署西安招待所。当时，招待所南楼的标间是18元一晚，西楼的多人间是8元一晚。为了省钱，他极少住到南楼，而是与同行的几个年轻人挤在西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为了争取领导机关和一些“老延安”的支持，马霄曾数次进京求援。几乎每次他都是自掏腰包给“老延安”们带上几斤小米、红枣和南瓜子。他还细心地让人把这些东西装在透明塑料袋里，以便直观地慰藉老同志们的思乡之情。但是每到一处，他自己却绝不乘坐出租车，而是和随行的同志们背大包拎小袋，挤公交车。

办好医学院，师资梯队是关键。马霄对青年教师的生活与成长高度重视。教师宿舍楼盖好时，大多数人还住在窑洞，他说楼房首先要向一线的教师倾斜。财务部门有人找他要房子，被他一口回绝。当时，在教职工住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凡是愿意来校兼职的教师，延安医学院都提供新建的楼房公寓，不仅可以做饭，还可以洗热水澡，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少有的条件。这些兼职教师的家属如果来校居住，路费也可以全部报销。为了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尽管经费紧张，学院仍然派教师们到一些知名医科大学进修，并且要求每位青年教师都要进修一到两次。在马霄的努力下，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第一军医大学甚至无偿承担了一些培训任务，直到延安医学院讲师、教授等梯队形成为止。为了解决师资、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问题，马霄还先后写过几百封信，找过100多人谈话，广泛寻求支持。北京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兰州医学院、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齐鲁医科大学、青岛医学院等院校纷纷慷慨解囊，先后为延安医学院无偿支援了价值上百万元的仪器和8万余册图书，一些图书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绝版。

就在马霄来到延安工作的这一年，黄志强教授从第七军医大学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北京，黄教授都密切关注着马霄的工作，为延安医学院取得的每一点成就感到高兴。1986年4月，他在写给马霄的一封信中说：你的成绩很大，可喜可贺！这封信，让马霄感到非常欣慰。

心系群众健康的好大夫

在进行临床工作的同时，马霄从未放松对陕北胃癌病因的探求与综合防治研究。一到延安，他就在延安地区医院牵头成立了陕北肝胃癌研究课题组，展开了肝癌和胃癌的普查与普治。每年寒暑假，他都和课题组的付春明、惠起源、冯义朝、赵振峰等七位成员去下乡。他们有计划地对安塞县真武洞镇、佳县店镇乡、绥德县土地岔乡等三个乡镇的自然人群，开展了持续多年的普查、治疗与综合预防，课题组对群众的所有治疗与普查都是免费的，团队成员每天的补助也只有几毛钱。炎热的夏天，马霄与大家一起挤在一辆没有空调的小车内，遇到爬坡过沟，小车还经常出现故障。为了节约经费，他们就睡在乡下的土窑洞里，几个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吃饭就吃乡政府灶上的大锅饭，晚上还要给当地的乡镇卫生员进行技术培训。由于没有打印机，当时所有的寻访名单和调查表格都由课题组成员手工抄写，再用复写纸复写或进行铅字打印。为了给群众免费做超声和胃镜检查，课题组成员往往身兼数职。由于做胃镜的人多，几年下来光电子胃镜就换了四条。负责做B超和胃镜的冯义朝经常忙到中午一点，累得连饭也吃不进去，腿都肿了。

普查发现，胃癌高发地区群众的饮用水都是人畜共用，水井周边卫生环境差，污染严重，他们据此建议群众改善水源、换吃外地粮食、低盐饮食、少食或禁食酸菜，多食新鲜蔬菜和豆制品，引导群众改变、改善了固有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在普查中，他们还发现多例早期胃癌患者因为早期干预和及时治疗，许多病人的生命得以延长。

1991年，已经60岁的马霄离开延安医学院，出任陕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继续对胃癌、肝癌和大肠癌开展诊断与研究，并且出版了《胃癌基础与临床》《胃癌防治》等专著，1993年离休。付春明与惠起源、冯义朝等人则接过了他留下的接力棒，继续开展陕北胃癌病因的探求与综合防治研究。从1981年马霄第一次到绥德县高家岔村开展恶性肿瘤死因普查，到2011年7月惠起源与冯义朝带领又一代课题组成员来到该村进行回顾性调查，30年间，课题组一共在陕北进行了13次大规模的普查和防癌宣传教育，对30000余人进行了临床检查和流行病学调查，开展胃镜及病理学检查3000余人。回访显示，高家岔村消化道肿瘤死亡人数由30年前的六年死亡19人，减少到六年死亡3人。30年坚持不懈的普查与预防结果表明，胃癌癌前病变并非不可逆，随着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的改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陕北胃癌与大肠癌的发病率一定会明显改变。在这次回访中，村民把课题组成员请进屋，一定要给他们做面条吃。村民说30年来听了课题组的话，村里得癌症的人少多了，身体硬朗多了，得感谢课题组。一个课题，三代领军人，持续、系统地开展了30年研究，这一现象大概在国内也不多见。

2012年，“陕北胃癌30年防治研究”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人们突然发现，课题组核心成员的身上，都有一股特殊的精气神，他们淡泊名利、追求科学，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忘我，他们待病人如亲人，视群众健康为己任。看到他们，大家不由得想起了马霄。

马霄常说，我是马院长，但是我首先是马大夫、马教授。他一直把为病人治病，看作自己最优先的任务，无论病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榆林地区有个农民，患有严重的内科疾病，四处求医但效果不好。有一次听说马大夫回延安后，这个人立即动身赶往延安，凌晨三点就叩响了马霄的家门。马霄看着他渴望的眼神和无助的神情，热情地安慰他不要着急，并陪着他来到延安地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他让值班医生冯义朝赶紧给患者检查一下，然后又匆匆离去了。检查完毕，第一次见到马霄的冯义朝问患者领他来的那个人是谁？是怎么认识的？患者说他们原来不认识，他是慕名去找的，马院长就把他给领来了。这件事给冯义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他以后的从医生涯影响很大。

对需要自己亲自诊治的病人，马霄无论身在何处，都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他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地区地方病防治学术会议，突然接到延安来的长途电话，说地区医院收治了一位甲状腺肿巨大、呼吸困难的病人，急需手术，请他速回延安。他立即带上车出了城，可是雪雾蒙蒙，四野茫茫，汽车刚跑了十几里路就抛锚了。于是他让司机返回西安，自己则站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卡车赶回延安。一进医院，他就让护士赶紧去做术前准备，自己用冷水洗了把脸，就跑进手术室。还有一天深夜，他发着高烧正在住所休息，忽然被告知榆林有一位胆道感染病人生命垂危，他立即让家人为他披上大衣，忍着全身不适挣扎着上了车，凌晨五点赶到榆林后他由两个人搀扶着走进医院大楼，请护士注射了一支安痛定，就进入手术室，并持续开展了40多个小时的抢救，才使病人转危为安。经过他和延安、榆林两地同事的努力，陕北地区一些过去不能做的大手术能做了，一些疑难病症也不再需要转院了。

1992年，马霄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曾担任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理事等多项社会职务，荣立三等功四次，被评为陕西省及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先进个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健康报》及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他还出版关于甲状腺、胃癌、胸腹外科等方面的专著2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近200篇。

2021年6月16日，马霄在榆林逝世，享年90岁。按照马霄的遗愿，他的遗体在七天后捐献给了他曾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延安大学医学院。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延续。

基本控制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极大减少陕北地区消化道肿瘤患者发病和死亡率，参与创建陕北地区第一所医学院，马霄的贡献，在于为成千上万、成十万上百万的人预防了大病、延续了生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打破了许多人意识深处入土为安的固有观念，也让医学生们通过的一次次的遗容瞻仰和解剖实践，深刻领悟了崇高与伟大的意义，马霄的奉献如此彻底，如此与众不同。

致敬，马霄大夫！致敬，马霄教授！致敬，马霄院长！

（本文参阅了马霄的回忆文章《我的求学经历》和杨延的推文《他仍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