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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推发关于我校校友忽培元的报道《乡村版<人民的名义>背后,一位国务院参事的炽热情怀>》
2021年11月04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李坤晟   发布日期:11月3日



一部讲述乡村振兴的主旋律电视剧,能否获得观众喜爱?两个月前,首次“触电”的作家忽培元心里并没底。

当时,根据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花开山乡》,即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虽然小说出版后,广受读者和评论界好评,但电视观众有自己的口味。

令人惊喜的是,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花开山乡》开播后收视率一路上扬,到国庆节前的收官一集达到1.778%,位列当周黄金时段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第一名。

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专访时,忽培元讲述了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原著小说蕴含的乡土情怀。

触碰现实,获赞“乡村版《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花开山乡》讲述了驻村干部白朗在芈月山村任职期间的故事。虽然工作遭遇重重阻力,但他以一名党员干部的智慧和担当,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得芈月山村民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改变,山村经济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2018年,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刚出版,制片方就找到忽培元,表达了影视化改编的意愿。忽培元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搬上荧屏,但他又担心被“魔改”,坚持担任第一编剧。

令他欣慰的是,在后来的合作中,导演高希希非常重视原著,甚至将第一版剧本没有的原著情节添了进去。

《花开山乡》是一部乡村剧、扶贫剧。作品首次影视化改编,忽培元也担心过收视率。但他认为,反映乡村现实的文艺作品就应该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像《创业史》那样充满历史厚重感。

“过去一些农村题材影视剧,要么把农民和农村生活娱乐化,要么远离生活同时又进行了非艺术的美化,造成种种‘穿帮’,误导观众、引发观众的抵触。”在他看来,《花开山乡》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度创作既还原了原著,又高度贴近生活。

在剧中,主人公白朗勇于同欺负村民的村霸、乱倒建筑垃圾偷挖稀土矿的企业以及县里黑恶势力保护伞等做种种斗争。有网友称,“该剧敢于触碰现实,揭露问题,是‘乡村版《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的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大胆揭示现实矛盾。与小说不同,电视剧的矛盾比小说更集中,一上来就把尖锐的矛盾和盘托出,敢于硬碰硬,甚至导演团队还创作了不法企业盗采稀土矿的情节。”忽培元道。

关注乡村,探讨脱贫之后振兴路

1955年,忽培元出生在陕北延安。3岁时,在动员回乡政策的号召下,他曾随母亲回到老家陕西大荔县安仁镇下鲁坡村生活了一段时间。黄河畔的古老村庄是他最初的乡村记忆。

乡村的生存环境与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印在了忽培元的生命中。他告诉记者:“我是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把真实的农村写出来,把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写出来,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到长篇小说《雪祭》《家风》《神湖》《老腔》,作家忽培元始终关注中国乡村的探索与发展。

近些年,忽培元目睹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决定以驻村书记为主人公创作一部小说。

在《乡村第一书记》后记中,他写道:“以后无论担任县市公务员还是在中央和省级党政机关工作,感情上都没有须臾断开同乡村的生命脐带。”

在采访时,忽培元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陕北乡村风情绘画作品。

红彤彤的太阳、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旧貌换新颜的一口口窑洞、头上绑着羊肚手巾的陕北老农……看似朴实粗粝的画作,勾勒的全是忽培元的乡愁乡情。

“这是我艺术熏陶和文化积淀的源头所在。”他说。

身为国务院参事,忽培元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他也将很多思考写进了《乡村第一书记》。

在原著中,主人公白朗驻村时,山村已经摘去了贫困村的帽子,但要巩固扶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还困难重重。

“虽然小说是前几年创作的,但我当时的着眼点就是脱贫之后如何巩固。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不只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小说里有很多乡村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内容。”忽培元说。

他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如何利用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经济的故事。主人公白朗大胆引进创新技术,用建筑垃圾混合高科技生产的添加剂粉碎后制成透水砖直接铺路,破解了环保与经济发展并举的难题。

小说女主人公蔡金凤是一名支教老师,她一直默默支持白朗的工作。忽培元创作这个角色自有深意。他认为,农村可以通过年轻人外出打工实现摘帽脱贫,但要实现乡村振兴,还得靠有本事的年轻人回乡发展。人回来了,乡村才有振兴的希望。

寄托希望,年轻干部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在描绘乡村文化复兴与经济繁荣新面貌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群有活力、与人民群众共甘苦的青年党员干部的形象。

忽培元坦言“白朗”这个人物,既脱胎于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接触到的朴实能干的驻村第一书记们,也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在知青下乡的浪潮中,高中毕业后的忽培元到延安郊区的川口公社插队落户。在庄稼地里,他和乡亲们一起挥汗劳作、吃喝拉撒,很快就成长为日工分十分的庄稼把式。一年后,忽培元成了大队支部书记,那时他刚刚19岁。

“全村1000多口人,把你当成‘党派来的亲人’看待,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党组织,担子有多重,只有挑担人自己知道。那时白天苦干一天,夜晚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竖大拇指。”忽培元说。

在川口公社当大队支部书记时,他将大队的1000多口人、2000多亩地划分成4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罚,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很不错,群众也满意。

这些年,在陕西、安徽、海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一些乡村走访时,忽培元耳闻目睹了大批驻村干部和乡村第一书记的感人事迹,他们的工作状态、与群众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着他。

“一位驻扎甘肃偏远地区的第一书记,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研究工作,和衣而睡,躺下还和同事商量事情。虽然离家仅仅几十公里,却经常一两个月回不去一趟。他所思所想的,不是这里正在进行的工程,就是那里正在建设的扶贫车间,好像哪一个地方都少不了他,眼前总有不断涌现的问题等着他处理。”忽培元说。

白朗的形象塑造无疑寄托了他对当代年轻干部的期望。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一群既有本事,又愿意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没有这个群体,实现乡村振兴只是空话。但与我们那个年代不同,今天的干部必须得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思维,更健全的法律意识。在小说里,白朗在工作之余,始终坚持学习。”忽培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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