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党委宣传部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是党自我革命的永恒课题和重要保证，同时也是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

（图1：桥儿沟鲁艺旧址）

在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革命旧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静静矗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座礼堂里召开。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回忆说，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因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1945年，党的七大对“四个服从”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将它作为党的政治纪律确立了下来。“四个服从”是党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基本纪律，体现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加强全党集中和统一的需要，对促进党的团结和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历次修改的党章都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党10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表明，严格遵守“四个服从”，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之一。

（图2：党的七大会址）

党纪教育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一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行之有效的纪律教育，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不断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和党性修养。

毛泽东同志曾经幽默地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党的纪律是铁的，却比孙行者的金箍还要厉害。刘少奇同志则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纪律面前特权无所遁形，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求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黄克功曾参加长征并有战功，案发后不少人为其求情，请求免其死罪。毛泽东同志断然拒绝，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表明中央与军委的明确态度，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响，广大知识青年纷纷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厉行节约”的五条规定，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身体力行，公开自己戒绝外来纸烟、生活用品自给等计划，提请社会各界监督。

有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原因之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对此最精准的概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纪律教育，纪律性教育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在办学初期，就制定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大局，并贯彻到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果。

（图3：鲁艺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大学的学生，展现出很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943年的1月1日，延安大学举行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会后，不少系、班主动要求全体学生进驻农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还有不少人教职员工自愿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图4：延大师生参加劳动）

这一年11月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延大人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不少故事，“延大炊事员侯玉林身体本来很虚弱，但是很下功夫劳动，每天第一个起床，晚上睡得很迟”“青年队的于乐天生病了都不肯休息，替另一个青年队员值班放哨，在冷风里直站了一夜”。这一派生动感人的大生产运动景象背后，是延大人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的真实写照。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讲规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夺取一个个新的胜利。今天我们回首延安时期的纪律建设，学习这些好做法，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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